在古往今来的中外贸易中，没有一种商品能像陶瓷一样，与中国的国运兴衰有如此紧密的关联。这种英文名称叫做“china”的手工业制品，无论是外在的形式，还是内在的文化，都对中国国际地位有着其他商品无可比拟的象征性意涵。透过千年以来的瓷器外销史，中国自宋元以来的国家形象也在不断变换。

　　早在唐代，陶瓷就已经作为新兴商品，越来越多地被纷至沓来的西域商人列入运销欧洲的贸易清单。在连接中国与西域各国的海陆“丝绸之路”上，华美的中国瓷器为贸易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据《万历野荻编》记载，商人为了防止瓷器在陆路运输中碰撞破损，用稻草包装瓷器，塞进少量砂土和豆麦，洒上水使豆麦发芽，再缠绕胶固方便运输，可谓煞费苦心。在《陶瓷之路》一书中，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曾详尽描述了中国陶瓷借助海路在上述地区广泛营销的盛况。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则在他的《东游记》中，对大唐帝国以造船业为基础的物流远程投送能力赞誉有加。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追捧唐瓷，不仅仅因为它所蕴含的技术相对高超，更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整体上更为卓越和优雅的东方式生存。当瓷器在中东各地的巴扎(即集市)和西方城邦的商店里大放异彩的时候，大唐“布国威于四方”的强大和自信，也已在世界各地民众的视野中逐渐塑造成型。

　　尽管自北宋开始，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在北方游牧民族打击下有所收缩，但这种内政格局的重新洗牌，并没有立刻影响海外各国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相反，由于经济重心自南宋以后的南移，中原王朝的经济空间在逼仄中向海外开拓。泉州等沿海地区替代长安等地，成为新的海外贸易基地。北方的磁州窑、定窑、耀州窑，南方的越窑和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地的产品也纷纷向泉州等沿海地区集散。为迎合海外市场需求，军持、龙纹大罐、小罐等明显带有异域特色的外销瓷也相继出现。大型远洋船舶修造和航海技术因此大行其道，中国文化借助陶瓷外销传播于海外的势头不但丝毫未减，反而有所加强。

　　瓷器领域的这种变化尽管微妙，但是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变局中自我调整和适时变通的能力仍然很强。即便制陶工艺相对先进的日本和阿拉伯地区，也远未掌握足以挑战中国瓷器的烧瓷技术。宋瓷在海外市场上的这种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国际地位在宋代依然是不可撼动的。

　　元代以超乎前代的武功，使中华文明在保持对于亚非地区影响力的同时，更为切近地呈现在西方人面前。尽管“论”开始逐渐成形，但瓷器所代表的中华文化，显然更令西方人敬畏b体育官网。马可?波罗在他的中国游记中不无钦羡地告诉欧洲人，“这里有最精美的陶瓷瓶和盘，无论大小都质量极佳。它们从这里被运往世界各地，而且货源充足，十分畅销，只要花一个威尼斯金币，你就可以买到三个精美绝伦的瓷碗”。

　　《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陶瓷的宣扬，既宣示了东方文化的神秘和博大，也刺激了欧洲人向东方劫掠和发展商业的兴趣。正像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不是通过文字，而是由于那些浅色的瓷器，色彩飘逸的闪光丝绸，向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前景。”为了获得东方的财富，从1498年开始，达伽马等西方冒险家借助新航路的开辟，逐渐使地中海和印度洋贸易中心连接起来，而后者早已开辟了到达东方和中国南部的航路。这一新的世界性变局，使明清时期的中国首次遇到了区别于东方“藩夷”的敌人。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内部民变的蜂起和承平日久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国力有所下降，统治格局也开始逐步收缩。尽管郑和下西洋的航海盛举确实有助于在东南亚和非洲“宣扬国威”，并且沿途以瓷器、丝绸等商品与当地诸国进行了物物贸易，但据说这只是明成祖朱棣打击建文帝参与势力、威吓南洋藩属各国的特殊方式。不但缺乏足够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民间对外贸易也没有随之跟进。相反，针对海外贸易的“海禁”开始出现，不但三桅以上的大船被禁止制造和下海，原有海船也被改为平头船，以便限制其航行大洋。因此，郑和下西洋看似向国人示强，但从历史上看，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示弱。

　　不幸的是，在中国人忙于收缩战略空间的同时，欧洲人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勃发，进军东方谋取暴利的愿望越来越强。对于阿拉伯人发明的三角帆的技术改造，使他们的武装探险队逐渐具备了越过西风带接近中国沿海的能力。葡萄牙学者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洋溢地肯定了航海技术对于欧洲人的重大意义：“15世纪，全球科技、军事及经济大权仍掌握在伊斯兰及华夏文明手中。15世纪起，尤其是16及17世纪，是欧洲向世界及上述霸主挑战的世纪”。

　　1511年，葡萄牙攻占明朝的传统属国满剌加(即马来亚)。明王朝此时已无力以国家力量维持它与南洋各国的宗藩关系，没有对满剌加的求援给予任何回应，而是“对南洋取放任政策。结果在商业方面由国营恢复到以前的私人经营。在方面，南洋诸国复由向心力而恢复到以前的离心力”。相反，欧洲人“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作后盾，得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寄居篱下，备受和残杀，中国政府不能过问。”明史学者吴晗认为，“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

　　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在中国周边围堵其贸易通道的同时，仿制中国瓷器、抵消其技术优势的步伐也在欧洲渐次展开。从17世纪开始，中国因战乱而使瓷器出口量锐减，荷兰的德尔夫特窑、德国的曼森窑和法国的塞弗尔窑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从形制、风格到装饰都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甚至连日本人酒井田柿右卫门也试制成功了原本中国独有的彩瓷。尽管像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这样的西方人仍然钟爱中国瓷器，甚至自称“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但更多的人已经开始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本国瓷器。中国第一次开始丧失在国际瓷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西方挑战中国瓷器的能力，不仅与17世纪的近代科技成就有关，也是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高效的反映。特别是随着工业的到来，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更为方便耐用的金属制品逐渐成为日常器用的主要选择b体育平台。来自东方的瓷器不再是彰显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而开始沦为贵族家庭里可有可无的装饰和时尚。另外，工业所引发的民族自信，也使得中国概念不再被西方人追捧，反而使其回望中国时不无睥睨。在1793年来华要求中英通商的英使乔治马戛尔尼的笔下，中国的体制“恒久不变”，已经丧失了文明自我革新的能力，“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尽管马戛尔尼的话不无偏颇，但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时隔不足半个世纪，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的大清帝国就在鸦片战争中落败于他的祖国。1840年，在英国议会就侵华问题而举行的听证会上，鸦片贩子颠地把一只中国瓷瓶打得粉碎。他告诉那些在动武问题上举棋不定的议员们，大清帝国就像这只瓷瓶，虽然高大而华美，但其实极其脆弱，不堪一击。随后，议会就以271票对262票通过了对华动武的提案。对于万里兴师的英军而言，他们的使命已不再是像马戛尔尼当初要求的那样，让英国商人自由地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而是要利用中国的原料，就地制成工业品赚取中国的白银。以瓷器为代表的物产优势，终于随着时代变迁而成为昨日黄花，就像大清作为“天朝上国”的骄傲和荣誉一样。

　　不过，抵御外侮的多次失败，并没有使大清帝国很快打消对于中华固有文明的坚守。而列强的殖民统治，也使清廷难以迈开工业化的步伐。在晚清中国所参与的多次世界博览会上，瓷器而不是工业品却依然被清廷视为其文明成就的标志。

　　1851年，瓷器和屏风、椅子、象牙制品、珐琅彩铜器作为中国成就，被摆放在英国伦敦世博会的中国馆里。十五年后，宁波海关副税务司的文牍李圭奉命考察费城世博会。他懊恼地发现，瓷器、丝、茶等手工业品是中国馆主流展品，而“泰西物产之丰，国力之强”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连日本展馆都比中国占地更多。1878年，清朝官员盛宣怀送展的59件瓷器等物品，除了卖出去1件瓷器和3个木架外，其他的全部都“完璧归赵”，洋人根本无人问津。而事实上，在两年前的美国费城世博会上，中国瓷器还曾经是抢手货。

　　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或许更能说明中国的国力之弱，因为与会的来宾惊奇地发现，中国馆里展出了一幅中华圣母陶瓷像，而扮演圣母玛利亚的人，竟然是4年前支持义和团打击欧美传教士、挑战西方霸权的慈禧太后。从打击洋教到为自己塑造教形象，慈禧的变化，可谓是一种在西方打击下国运日衰、全面败退的隐喻。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为中国文明象征的瓷器，竟然被英美两国作为对华战争战利品而陈列了出来。美英两国陈列中国瓷器的堂而皇之，不仅是对中国文明专属标志的剥夺和消解，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彻底沉沦。

　　令人欣慰的是，晚清中国在西方经济殖民过程中逐渐萌生出了自我革新的意识。按照西方模式重新为中国传统产业洗牌，成为“实业救国”浪潮的主流呼声。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中国茶磁赛会公司送展的景德镇瓷器124箱，尽管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但该公司以股份制为主的运营模式，却是传统陶瓷业在外力逼迫和示范下与现代经济接轨的可贵尝试。

　　结束了晚清的纷乱，中国制瓷业因此具备了更为良性的发展环境。人民共和国的脚步虽然不无蹉跌，但其基调却是越来越稳健的。当经验科学开始让位于现代科学，家内传承逐步向技术教育过渡，制瓷工艺开始在新的教育体制下生机勃发，出产精品、珍品的速度和规模也绝非可以追比。借助着现代物流和信息流的快捷高效，典雅的“青花”开始越出盛开在更为广泛的普罗大众中间。而现代产业制度的推力，也使得陶轮飞转，“china”(瓷器)再次与“China”(中国)一起，在国际竞争中呈现出一骑绝尘的发展态势。其实，在压力下转圜，在困局中变通，原本就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缘由。（文/王守谦）

　　(作者系河南师大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能源史研究，《第一财经日报》和《能源》专栏作者。)